团市委对50名团干部进行集中培训

当然，内圣和外王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儒者那里，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。

特别是他讲的公德包括行为和制度，制度显然不能列属于道德。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过当时的公共法规，即社会性道德，⑩而法规并不是道德。

(23) 《论语今读》明确称引了罗尔斯： 我颇为赞同John Rawls的《政治自由主义》所提倡的重叠理论，我以为，这实际乃将现代法治——道德学原理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脱钩，而建立在现代生活之上。(19)这个必需是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必需，他自己对此并没有给出论证。这些说法都和他自己本来对道德的定义自己给自己立法不相符合。……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(民族、国家、集团、党派)的客观要求，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、义务，常与法律、风习相关联。他的关注点不在内圣，而在外王。

一般认为，后期李泽厚的哲学，除了情本体论外，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，而李泽厚在这方面的理论是以两种道德论或两德论为中心的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。又说：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。

前者为道德，在修人心。孔子认为，统治者首先应当为政以礼，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。文王质文，故天胙之以天下（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）文王质性有文德，故能得天下，希望后代也能这样。礼教和刑罚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到了一起，到三代时已经互相配合，发挥作用。

《礼记·杂记下》载孔子说：张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。指的就是记录在竹简木椟等方策上的有关文王、武王为政之道的历史文献。

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。（五），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，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，事事都要官方体制自上而下，层层下达，而下面则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效率底下，腐败严重且难以制约。孔子寓政于教，除了教育弟子，培养人才，还十分注重社会教化，寄希望以道德礼义化民成俗。西周太师尹吉甫是周王朝著名的军事家、诗人、哲学家，文韬武略,治国安邦,周宣王曾命诗人李孙赋《诗经•小雅•六月》曰：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，是说吉甫能文能武，为周王朝的中兴内安外攘，厥功甚伟，天下万邦，以其为法。

春秋时，犹宴会赋诗，而七国则不闻矣，春秋时，犹有赴告策书，而七国则无有矣。如果不对民众教化，民众不明礼仪，是非不分，作奸犯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而统治者却只靠高压政策，滥用刑罚，结果只会徒增刑罚。虽此二者相合，然后成为政治，但其所最重者，则在礼乐。……不能御民者，弃其德法，专用刑辟，譬犹御马，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，其不制也可必矣。

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，故得以继位。什么是善教呢？孟子强调了对五种人要善教：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。

周武王秉承父志，又进一步扩展势力，再建都于镐京，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。其次以政焉导民，以刑禁之，刑不刑也。

这里德礼犹文，政刑犹武，德礼与政刑并用即文武之政。善御民，壹其德法，正其百官，以均齐民力，和安民心，故令不再而民顺从，刑不用而天下治。武王即位后，继承父亲遗志，重用太公望、周公旦、召公奭等人治理国家，周国日益强盛。更深层的含义是孔子以仁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，也是最高标准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引据说是孔子的话说：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这里宽犹文，猛犹武，宽猛相济及文武相济。

《说苑·指武》云： 司马法曰：国虽大，好战必亡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

于省吾《释武》中说：武从戈、从止，本义为征伐示威。子曰:‘庶矣哉!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日:‘富之。

因此，他特别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，坚持反对不教而诛和教而不诛的两种偏向。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，其为暴力则同。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载单襄公语云：能文则得天地，天地所胙，小而后国。以德以义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邪止，此神农、黄帝之政也。这里以两两相对的德行作为对人们的要求，强调的是德治教化，五刑显然只是德治的辅助。这就是《拾遗记》所说的轩辕去蚩尤之凶，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，迁恶者于有北之乡。

孟子在民本的基础上强调德治，又在这个基础上强调教民。谓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
所以，清人冯桂芬在其所著《校邠庐抗议》一书中叙三代圣人之法共计十二项，其中一项讲文武之法：取士何以始泽宫，射御何以登六艺，观于今日，文臣不知兵，武士不晓事，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。郑国多盗，取人于萑苻之泽。

这里显然是仁德与惩罚兼施，就是《史记·五帝本记》所说的：轩辕乃修德振兵，其中修德为修养德行，振兵为整顿武力，是文武兼备，后世所谓文武之道的初萌。……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，顺之至也，祭其是欤？故曰：‘祭者教之本也已。

商纣时为西伯，即西部诸侯(方国)之长。如果只用政治去开导民众，用刑法去惩罚民众，虽然可能畏法而不敢犯法，但缺乏道德自觉。就是说，孔子在站在文武之道的高度来推行文武之政的。孔子果然在文武兼备的情况下以弱胜强。

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《左传·昭公》20年载：郑国执政子产死后，子大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

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楚庄王曰：‘夫文，止戈为武。这些诠释是基本上符合孔子思想精神的。

弛而不张，文武弗为也。这是一个极端，他也批评了吴王夫差好战而亡的教训，总的意思显然是文武并用，不可缺一。